□ 鄭金雄

前不久，山東聊城某景區(qū)的一場猴戲表演，在網絡上引起爭議。有游客質疑表演存在虐待動物之嫌，當地文旅部門很快叫停了表演。工作人員給出的理由是：“考慮到網傳視頻給游客帶來了視覺和心理上的不適?！?/p>

這“不適”二字，讓我想了很久。若將時光倒回二三十年，這般猴戲，是動物園或集市上最受歡迎的節(jié)目之一。鑼聲一響，大人孩子圍作一圈，為猴子的機靈表演鼓掌喝彩，幾乎無人覺得有何不妥。那時，猴子是“玩意兒”，是助興的工具。而今，同樣的表演，卻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按下了暫停鍵。

表面上，這是一次基于輿情反饋的行政動作，但其深處，不難看出一些變化：我們看待動物的目光，似乎已悄然不同。動物不再僅僅是可被利用的“資源”或“工具”，它們的痛苦與尊嚴，開始進入公共討論與法治考量的視野。這場關于一只猴子的風波，讓我們窺見觀念河流深層的轉向。

人類與動物關系的法律表達

回望人類與動物關系的法律表達，像一道緩慢抬升的地平線，標記著我們的同情心所能抵達的遠方。

最初也是最為漫長的階段，是“工具論”主導的時期。在漫長的農耕與早期工業(yè)文明中，動物在法律與觀念中，首要屬性是“物”。牛馬是勞力，豬羊是肉食，貓犬看家護院，而猴戲中的猴子則是供人取樂的“玩意兒”。古代律法中對盜牛馬者施以重刑，與其說是憐惜牛馬，不如說是保護主人重要的資產。動物的價值，完全由它對人的“有用性”來定義。

步入近代，一種新的理念開始萌芽，可以稱之為“反殘酷”。這時，法律的目光，第一次投向了動物。1822年，英國的《馬丁法案》被公認為動物保護史上的一塊里程碑。雖然它保護的只是牛、馬等少數幾種家畜，但其意義非同尋?！谌祟惖姆晌臅?，動物第一次不再僅僅是某種“財產”或“工具”，而是作為能感知痛苦的、活生生的“生命”個體，被鄭重地寫入了條文。這是人類文明進程中，邁出的靜默卻重要的一步。

然而，細看其內核，這份最初的關懷，根基依然落在“人”的身上。正如哲學家康德所言：對動物殘忍，會鈍化我們對于痛苦的同情，而這種同情，正是人與人之間道德情感的基石。因此，保護動物，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“防止人自身的墮落”。于是，動物的形象，在這一時期發(fā)生了一次微妙而關鍵的轉變：它們從純粹的、無聲的工具，開始變成了一面能映照出人性善惡的“鏡鑒”。人們從對待它們的方式里，反觀自身的文明與野蠻。

進入20世紀，隨著生態(tài)學與動物行為學的發(fā)展，我們理解動物的方式發(fā)生了更深刻的改變?？茖W告訴我們，動物不僅能感到疼痛，也有恐懼、壓抑甚至快樂。于是，理念邁向了第三個層次——我們開始認真討論動物的“福利”與“權利”。這種思想的源頭很早，像邊沁這樣的思想家就曾追問：動物也會痛苦，為何它們被排除在我們的道德關懷之外？

山東猴戲的被叫停，正是“動物福利”理念在當下的具體投射。叫停理由中提及的“游客視覺和心理不適”，看似仍是從人的感受出發(fā)，但其背后是現代社會普遍認同的一種“不適”——目睹另一個生命（即便是異類）遭受明顯痛苦時產生的不安與同情。猴子被鐵鏈束縛、被迫完成違背天性的動作，這已不僅是“殘酷”與否的簡單判斷，更是對“它能否活得像一只猴子”這一福利本質的觸及。

保護動物不僅是“詩與遠方”

理念不會自己變成法律。中國在動物保護上的法治進步，背后是許多股力量在推動：科學的發(fā)現、經濟的發(fā)展、人心的變化，還有那些實實在在改變了人們想法的重大公共事件等。

科學，慢慢地消解了我們身為人類的某種傲慢。過去人們常說，魚沒有痛覺，它只是條件反射?，F在我們知道，魚也有復雜的痛覺感受系統。過去我們看關在籠子里的動物，覺得它們就是動物。如今動物行為學研究告訴我們，長期被囚禁的生命，會產生刻板的、無意義的重復動作，甚至陷入類似抑郁的狀態(tài)?？茖W一點一點地，讓我們無法再回避一個事實：它們不是會動的機器，而是能感知、有體驗的生命。這份對生命復雜性的新認識，正是“動物福利”理念能站住腳的科學根基。

當人們不再需要為溫飽而終日奔波時，看待世界的目光也會變得不同。當一個社會多數人仍需為基本溫飽奔波時，對動物痛苦的敏感性往往是奢侈品。隨著物質日漸豐裕，社會進入“后物質主義”時代，人們對“美好生活”的定義便超越了物質層面，包含了精神、倫理與生態(tài)的維度。于是，一些問題自然浮現：我們的歡樂，是否一定要以另一個生命的痛苦為代價？從網絡上對虐待行為的集體聲討，到生活中對寵物陪伴日益細膩的關懷，這種普遍而自發(fā)的在意，正形成一種柔軟而堅定的力量，推動著規(guī)則與觀念的演變。

理念的呼吁或許溫和而漫長，但危機的警鐘卻震耳欲聾。一次次重大公共衛(wèi)生事件，以最殘酷的方式揭示了破壞野生動物棲息地、濫食野味的潛在風險。保護動物，不再僅僅是生態(tài)倫理的“詩與遠方”，更是關乎人類自身生存安全的“眼前現實”。

2020年通過的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、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》將“防范公共衛(wèi)生風險”明確納入其規(guī)范目的。這里完成了一次關鍵的理念整合——將“為了動物”的倫理訴求與“為了人類”的安全需求緊密捆綁，從而獲得了空前廣泛的社會共識與執(zhí)行動力。

國家發(fā)展理念的宏觀轉向，奠定了頂層設計的基石。生態(tài)文明寫入憲法和黨章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涵。這為動物保護從社會呼吁上升為國家法律與戰(zhàn)略提供了根本的正當性。法律的角色發(fā)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：它不再僅僅是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身與財產關系的工具，也開始嘗試調整人與自然、人與其他物種的關系。動物保護，由此從邊緣性的社會話題，被納入了“建設美麗中國”的總體敘事之中。

應兼有宏大考量與細致體察

一場猴戲可以被迅速叫停，但構建一個系統、平衡、充滿人文關懷的動物保護法治體系，道路依然漫長。這不僅需要理想的照耀，更需要處理復雜現實的智慧與溫度。

首先，法律需要彌合理念的先進性與保護的碎片化之間的鴻溝。當前，法律的目光主要聚焦于“珍貴、瀕危”的野生動物，而對經濟動物、伴侶動物、工作動物和娛樂動物（如表演猴）的保護有待提升。未來的動物保護立法，亟待從“個別保護”走向“普惠關懷”。

其次，法治的溫度體現在對復雜現實的周全考量。就本文開頭提到的事件而言，叫停猴戲之后，那只猴子的歸宿何在？現有的野生動物收容救護體系能否承載？以此為生的老藝人，他們的生計如何轉型？法律不能只是冰冷的禁令，而必須在保護動物、傳承文化、保障民生之間尋找艱難的平衡。這需要更精細的制度設計：對于動物表演，不是簡單地一禁了之，而是設立嚴格的福利標準（訓練方式、時長、生活條件）；對于轉型的從業(yè)者，提供必要的培訓與生計扶持。正如一些專家建議的，可以探索“白名單”制度，對繁育技術成熟、福利可保障的動物利用進行規(guī)范管理，同時建立野生動物致害的保險補償機制，不讓保護的成本全部由局部地區(qū)或個體承擔。

最后，也是最根本的，法治的深層支撐在于人心的教化與共情的涵養(yǎng)。法律可以設定行為的底線，懲罰明顯的殘忍，卻無法直接賦予人同情與仁慈?？鬃诱f“啟蟄不殺，方長不折”，孟子講“君子遠庖廚”“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”。這“不忍”二字，正是人性中共情能力的古老光輝?，F代法治的深意，便是將這種源于個體內心的、樸素的“惻隱之心”，通過理性的程序，凝聚、固化為社會的公共規(guī)則與底線倫理。我們需要通過教育，將動物保護、生命關懷的理念融入國民教育體系，從童年起便培育對生命的尊重；我們需要支持社區(qū)、社會組織、企業(yè)在日常生活中推動善意的實踐。

山東某景區(qū)那場猴戲的落幕，像一個靜靜的注腳。它提示我們，社會的文明水位，正在不知不覺中抬升。那根衡量文明的標尺，如今已探及我們如何對待那些最無聲、最無力的生命。法治的進步，不僅體現在法典條文的增修，更體現在每一次“游客不適”引發(fā)的干預，體現在我們對“另一份痛苦”的想象力與敏感性之中。這條從“工具”到“生靈”的認知之路，從“利用”到“共生”的法律之途，漫長而曲折。但每往前走一步，都讓我們在成為“更好的人”的同時，也讓這個世界，對更多生命來說，變得更像一個可以安穩(wěn)活下去的家。

所以，動物保護法治既要有“山水林田湖草沙”的宏大考量，也要有“不虐一蟲，不欺一鳥”的細致體察。它必須足夠嚴格，讓越界者承擔責任；也應當存有溫和，明白共存本是復雜之事，為改變留出余地，為生計找到空間。

歸根結底，我們所探討的“法治尺度”，最終要衡量的，或許正是這樣一個樸素的問題：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，能讓一只猴子，活得像一只猴子；也讓每一個人，在對待萬物時，更像一個“人”。因為法治所求的終極安寧，便在于這“各得其生”的秩序之中。

（作者系廈門大學法學院、新聞傳播學院教授）